字是“责任”,我不仅要对彭国梁两口子负责,更有对我自己亲人的责任,想一想跟上彭国梁以后的日子,我老婆骂的最多的就是彭国梁对我不负责任,是啊,即使没有这个包,我的政治生命也因他对我不负责任而终止了,其实与一个连对自己都不负责任的人谈责任,简直是奢侈,彭国梁因对自己不负责任才走到今天这一步,我不能步他的后尘,成为一个不负责任的人。我终于明白了,眼下我应该对彭国梁负的责任就是把这个包交出去,把这个包交出去,对所有人的责任我都负起来了。想一想我老妈对我担心的眼神,想一想我老婆为我担惊受怕的表情,想一想我孩子因彭国梁一案在学校受到的歧视,想一想我哥对我振聋发聩的提醒,我有什么理由不对他们负责,而去为一个自作自受不对别人负任何责任的人牺牲掉自己,这的确太不值得了。彭国梁不是上帝,他也不可能是上帝,那么我凭什么要做约伯,相反,面对撒旦,我必须反击!还是博尔赫斯笔下的埃纳尔松说的对,“我的归宿在这里,不在世界的尽头。”
第二天,我提着装有不干胶包的手提兜走出楼道时,感觉太阳是新的,好像谁说过,太阳每天都是新的,但是对于我来说,只有今天早晨的太阳焕然一新,既然太阳不再是昨天的太阳,那么我也不应该再是昨天的我,那么我是谁?或许只有停止思想的时候,我才知道,但是我的思想一刻也停不下来,不思想也要思考,我知道思考着的我不是我,梦中的我也不是我,我脑海中闪现的所有细节可能都是事实,而事实却是虚构和推理的出发点。不管怎么样,我出发了,我打了一辆出租车直奔省军区大院,我知道再从那个大院出来时,我就彻底解脱了。
我走进曾经双规过我的招待所,推开指定的房间的房门,想不到邓宏昌竟然亲自在等我,旁边还坐着两名专案组成员,我走进房间,不等邓宏昌开口就从手提包内拿出了那个不干胶包。
邓宏昌不解地问:“这是什么?”
我不慌不忙地陈述了基本事实,唯一不实之处就是我告诉他们我从未打开过这个包,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钱。邓宏昌听了我的陈述不露声色地让我打开包,我费了半天劲撕掉了包上里三层外三层的不干胶带,露出那个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厚厚的牛皮纸,然后我缓缓打开纸包,里面顿时露出了长满绿毛的绿票子,我发现在阳光的辉映下,满屋子闪着绿光。
邓宏昌左右看了看两名专案组成员,冷哼了一声,然后淡然地笑道:“数数吧。”
我装出吃惊的样子,故作紧张地拿出一叠绿票子抖落上面的一层绿毛,然后十分认真地数了起来,不多不少,一叠刚好一万美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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