考成法,说白了,其实就类似于现代公司里头的绩效考核,年初官员们把今年各自需要做的事情罗列在折子里呈到京城,就是工作计划,京城会有专门的人员将这些工作计划记录在册。比如你说去年县里洪水泛滥,今年要修筑堤坝,等到年底检查,好,堤坝没修,处分。处分程度也因你的完成程度而不同,如果大部分完成了,可能就是降职,如果完成率很低,那就是革职了。
大明虽然有针对官员考核的京察和外察,可除非是像太祖皇帝那样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,才能震慑百官,否则这些考核只是流于形式,甚至成为排除异己的工具,隆庆六年曾经利用京察清楚高拱余党的张居正当然再明白不过,所以“工作考核”的实施就成了当务之急,只有把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淘汰掉,提拔一批会做事的人上来,他后面那些改革才能实现。
这是张居正的得意之作,在他之前,几乎从来没有人明确提出这样一个办法,而且对于那些只会埋头做事,却不会讨好上司的人来说,考成法无异于一件好事。——当然,这种人还是比较少的,所以就算张居正身为首辅,也压不住许多怨声载道的声音。
赵肃也赞同考成法,只不过他旁观者清,却也看到一些其中的不足之处。
首先这里头对官员的工作计划规范并不足够明确,赵肃建议把每一个部门具体的职责分情况罗列出来,再根据各个事项制定具体的奖罚制度。
譬如说一个知府,他今年需要巡视辖下所有县的百姓,再将每个县的情况上报,要主持府试,要征收赋税,要审理若干案件,那么如果他全部完成,甚至超额完成,就能得到丰厚的奖励,包括银两和全国性通报褒奖,其中银两的奖励,则是从其它革职官员的俸禄里扣除,不需要朝廷再出一分钱。
其次,考成法还容易出现一个弊端,那就是由上级下,工作计划的层层积压。如朝廷要求某地今年需要征收多少的税收,巡抚或按察使当然不可能亲自去收,这个任务就交给了下头的人,知府又分派给知县。
以前的税收,没有明确的强制性要求,朝廷担心老百姓负担过重,把赋税一降再降,低得不能再低,但即便这样,也有很多大户中户拖税漏税,官府也乐得清闲,收多收少没所谓,反正自己吃的是公粮,损失的是国家,但是现在不行了,税收得少了,今年“工作计划”没完成,大家都别想好过,所以知县感到压力很大,就把这种压力转嫁给地主们,而地主们当然转嫁给佃户。其结果就是,随着时间的推移,考成法反倒可能失去它原来的优势,成为老百姓的沉重负担。
在几十年后,一个叫黄宗羲的人,曾经总结过一条规律,说历朝历代的所谓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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