邺帝又用刘献出知武州,协助高峻阳整饬西秦岭防务。
刘献受高峻阳排挤,矛盾日益深重,最终于绍隆四年致仕。
迁都襄阳后,徐怀曾想举荐刘献,但为刘献所拒。
不过,在韩圭看来,刘献依旧是比胡楷更合适的人选。
不是说胡楷资历不如刘献。
相反是胡楷资历太足了,韩圭以为胡楷或许会默认一些事情,却不愿意亲自站出来为这事奔走。
逃京事变之后,史轸、韩圭以及顾藩、周鹤等人就已经在考虑禅让之事,在他们眼里,甚至绍隆帝以及此时仍然被囚于漠北的天宣年都不是最主要的障碍。
前朝末年,恭帝幼年登基,太后临朝称制,国人相疑,太祖皇帝众望所归,黄袍加身,接受恭帝禅让即皇帝位,开创大越延续迄今逾一百七十年的基业。
因此从大越的法统上,天子昏聩无能,致天下亡疲,众望所归者禅继皇位开创新朝,还是颇有一番说辞的;至少朝野并不会有太激烈的反对声音出现。
反对者如葛氏、高氏,都很清楚这一点。
因此近年来他们一方面上表奏请还都汴梁,一方面在其辖境宣扬建继帝的功绩,奏请立齐王寅为储。
天下倾圮之际,建继帝奔走河洛、河中、泽潞御虏,于襄阳登基又殚精竭虑组织天下兵马,建立秦岭-淮河防线,保住半壁江山,为大越赢得难得的喘息之机,这是谁都无法抹除的功绩。
且不管徐怀功绩如何,但他得建邺帝拔擢草莽之间,却又是世人所
公认的事实。
第二次淮南会战时,建邺水师为赤扈歼灭,建邺城外虏骑驰骋杀戮,魏楚钧曾主张立齐王为储,以拉拢先帝遗臣,挽回潜邸系及绍隆帝破灭的声望;奈何绍隆帝未从其计,以致彻底失去先帝遗臣一系的支持。
要不然的话,现在大越朝野是什么格局,还真难预料呢。
虽说时至今日司空府权势更大,声望更隆,甚至此时就着手安排禅让之事,也没有问题,但历史评价却难逃瑕疵。
历史评价并非是虚妄的,也并非简单是个人身后之名的权衡,而是要考虑“得国不正”的历史评价,极可能会给新朝埋下动荡的隐患——此时朝野反对势力并不单纯就葛伯奕、高峻阳这些人,更主要的还是从内心深处畏惧以及抵触新政的,庞大之极的士绅群体。
缨云公主与徐怀的婚事,除了能最大限度消弥日后动荡的隐患外,更能解决眼下很多悬而未决的难题。
钱择瑞、刘师望、刘衍、杨祁业、陈缙、凌坚、余珙、余整、韩文德、乔继恩、陈由贵等先帝遗臣,从此可以真正放下心障,彻底融入司空府。
朱沆、胡楷、刘献等人算是先帝遗臣的顽固派,可以预见他们的态度也会因婚事会发生变化;韩圭、顾藩他们甚至希望由刘献出面推动婚事。
顾继迁、顾琮父子所主掌的东川路,这些年来与京襄(楚山)协同作战密切,也保持较好的私谊。
然而在逃京事变之后,哪怕与司空府的协同作战没有发生大的变化,双方军事合作层面的联络没有中断过,也无意加强对东川路地方的控制,州县官员始终接受中枢的任命,但哪怕是在韩时良率龙武军做出选择之后,顾氏在根本性的抉择上却依旧保持沉默。
说到底顾氏还是以先帝遗臣自居。
没有办法,先帝遗臣还是太要脸面了:
刘献不仕,胡楷闲居横州不归襄阳,而刘衍、钱择瑞等人也多次表示要致仕还归田园。
然而也恰恰是这些人太要脸面,汴梁沦陷后天下才没有彻底的崩坏。
要不然楚山也是独木难支。
缨云公主与徐怀的婚事,使得徐怀可以名正言顺的继承先帝的政治遗产。
这不仅能令胡楷、刘献等人不会成为日后的障碍,不仅能令骁胜军、宣武军以及靖胜军也将变得与天雄军、选锋军再无区别,彻底成为司空府的嫡系,东川路的问题也将随之迎刃而解。
要不是他们这边不能表现得太急切,周鹤都要拉上顾藩等人赶往齐王府,给缨云公主问安去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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