督粮参政,在大明就是省一级官员布政司布政使下的参政,设有左右参政两名,类似于孙传庭和张方平的从属关系,属于从三品官员。
在崇祯元年之时,洪承畴连蓄奴都是违制的官员,在正旦贺岁的时候,给万岁贺岁的资格都没有的京外官员。
而洪承畴的上书,其实因为山西巡抚杨鹤被卢象升代替,而卢象升还在路上,杨鹤属于典型的大明官吏的代表,在已经确认自己要回京之后,对于地方事务,都开始漠不关心。
上下级之间政令不协调,才会有这本奏疏进了京。
其实洪承畴这本奏疏,若是杨鹤未来再次得了势,并且知道了这本奏疏的存在,是要去寻洪承畴的麻烦,这违背了官场的潜规则,有很大的越级上报的嫌疑。
我不管,但是你不能报上去,否则就是冲撞上官,这是要磕头的!
这就是现在大明官场的一条潜移默化的规则。
洪承畴之所以敢冒着大不韪上书,朱由检自然要把保护做出来。
但凡是没有经过朱批的奏疏,都不会在文渊阁和司礼监留下备份。
即使杨鹤未来再得了势,除非皇帝告诉杨鹤洪承畴参了他一本,否则杨鹤是万万不可能知晓的。
每天文渊阁的奏疏高达上千本,谁会留意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度量参政的奏疏呢?
但正是这个名不见经传的督粮参政,在很长一段时间内,都是风雨飘摇的大明朝的支柱之一。
陕西、山西、河南、湖广的民乱,洪承畴都是孙传庭、卢象升、祖宽这批平定民乱将领的背后支柱。
若非是洪承畴,大明末年的知名农民起义军领袖,绝对不止高迎祥、李自成、张献忠等寥寥数人,绝对是百花齐放的模样。
洪承畴对内剿匪的策略,是改变过去大明的剿匪总纲。
在洪承畴主持剿匪大计之前,大明的剿匪以“边剿边抚”为主,名为安抚,实为诱降,在农民军投降之后,对民乱之人,展开屠掠,极大的加速了大明朝廷和农民军的矛盾冲突的强度。
而农民军在反复被屠掠之后,开始了诈降,在兵力不济的情况下就投降,然后稍微养精蓄锐一下,捎走一批粮草,找个山头,又是好汉。
这种越剿越旺的起义,终于被京城知晓,杨鹤的三边总督被撤职入狱。
而洪承畴从不显眼的督粮参政,两年三级,直接升为三边总督之后,洪承畴开始了他的“以剿坚抚,先剿后抚”的方略,开始以安抚地方为主,这一举措行之有效,也是崇祯九年之时,闯王高迎祥被活捉送往京师,崇祯十二年,李自成被打的只剩下十八骑的主要原因。
而在高迎祥被押解至京城时,三边总督洪承畴力谏上书,说杀了高迎祥不如随便安排一个官职,安抚天下起义军,大明的朝廷和百姓不应该是如此模样。
在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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