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去年孙传庭在山西清田时查抄了数十个豪绅后,崇祯皇帝一直都惦记着剩下的三户晋商,可却一直没查出端倪来。
原来这三户原籍虽是山西,但却并未在山西境内做生意,而是在张家口,孙传庭大肆查抄仅剩对三人而言无异于打草惊蛇,便将产业以及生意向东转移。
失去了五个盟友的黄台极对关内物资的需求更加紧迫,这也使得剩余三户更加频繁的调集物资与建虏贸易,虽然赚的比以前更多,但同时也增加了风险,以至于被卢象升顺藤摸瓜一锅端。
据统计,除了商队查货的粮草二十万石,以及生铁数十车之外,在三个晋商的老巢共起出地下银窖多达七个,查获白银六百四十万两、粮草三十六万石,一应商铺、珠宝无数。
卢象升在信里还打了马虎眼,用几乎跟孙传庭一样的理由,说为了避免往返运送粮草的损耗,从这些查获的粮草中扣除了当月的粮饷,只将剩下的运回京来。
不论如何这对崇祯皇帝也算是一笔意外之财,崇祯皇帝当即写了道中旨,将三户通敌卖国的晋商满门处斩,而后又令外务府的曹化淳以此案为反面教材,在大明各地宣传,抨击无良奸商之可恨。
四月十五日,朔望朝,崇祯皇帝以通敌之晋商案为契机,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始征收商税,这事儿去年除夕就已经有了风声,群臣们其实早就有了心理准备。
之所以拖了四个月才正式提出,是因为户部需要根据民间的具体情况来定税率,譬如关乎底层百姓生活的菜米油盐酱醋茶,肯定跟珠宝店、青楼娼馆税率不同。
还有就是具体怎么征收,怎么防止上古作假、逃税、避税,还有就是什么样的商贾需要征税,不能死板的瞎征税,扰乱了经济秩序。
比如街边卖菜的小贩,和开粮铺、杂货铺的店主,倘若都视为商贾,就是对底层百姓的压迫了。
为此,崇祯皇帝没少给内阁首辅温体仁、以及户部尚书陈奇瑜开小灶,讲述他对后世税务体系的十分浅薄的理解。
税务系统其实是个非常复杂、且关乎今后大明商业发展的大计,弄好了,就是经济腾飞,弄不好适得其反,民怨沸腾。
温体仁与陈奇瑜这段时间,经常在文渊阁内因为税务的具体问题辩论的脸红脖子粗,最后争不出个所以然来,就腆着脸去让崇祯皇帝定夺。
不过不论如何,商税征收的具体政策终于敲定,由户部尚书陈奇瑜、内阁首辅温体仁起草,崇祯皇帝校订并加盖玉玺的《大明商律》就摆在了众人面前。
这部《商律》足有三百页,第一批次总共刊印了两千本,分别传至各省、府、州、县官员传阅,而后流于民间。
商税由大明户部统一征收,而非各府县地方官员来收,为此在两个多月前,陈奇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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