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,是因为在那块牙牌上,从上到下、从左往右用满文清晰的阴刻着“尚虞备用处”。
说起这个机构,还有一个名字就是“粘竿处”,后世的演绎里将其称为“血滴子”。
实际上,尚虞备用处从康熙时期就已经存在。一开始的目的是从八旗勋贵子弟中挑选身手敏捷、办事灵活的人,负责皇帝巡狩时扶舆、擎盖和沾雀捕鱼之类的事。这些年轻人通过这些日常杂务的的历练,然后便可跻身为皇帝的侍卫。
作为皇帝的贴身工作人员,尚虞备用处自然就成了皇帝了解外界信息的耳目之一。不过在康熙时代他们的作用并不大,主要是汇报一些街巷市井风闻。
从顺治时代起,皇帝主管的秘密机构其实是通政司和銮仪卫;比如著名的江南三织造,就是康熙派驻江南的耳目。
尚虞备用处真正为后世所熟知还是从雍正继......位以后,一直到嘉庆时期才取消了其秘密机构的功能。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和珅早期正是出自于这个机构并逐步负责掌控,而这是作为皇帝的嘉庆所决不能容忍的。
说句题外话吧。在赵新所在的另一时空里,某些清粉也好还是什么粉也罢,居然炮制出乾隆把粘竿处卫士派往欧洲的故事。说什么英国工业革命之类的清廷全都门清,由此印证马尔嘎尼访华时,福康安对欧洲的军事技术不屑一顾。
然而在这种说法里,那所谓的“满文档案”到底是哪年哪月哪一份?翻译者何人?如此重要的历史资料为什么没有出论文?
连国家档案馆都没有的资料,就算是对1840不甘心,咱也不能胡诌吧!
事实上,乾隆了解欧洲的主要渠道跟康熙一样,都是耶稣会的传教士。听他们讲述是一方面,查阅传教士们与欧洲家乡的往来信件才是获得欧洲信息的最大来源。
还记得那位被乾隆派去仿造北海镇步枪的汪达洪和巴茂真吗?这些传教士一旦进入造办处工作,这辈子都回不去了。他们唯一能和欧洲联系获得最新消息的方式,就只能是书信。
就职于清宫造办处的汪达洪曾在给欧洲友人的信里提及,理藩院那边每次都要把他寄出的信拆开检查,确认没有泄露任何宫廷机密才允许寄出。
寄出去的要拆开查,寄进来的自然也要查。别忘了,满清早中期是禁止天主教进入内陆传教的。万一造办处的传教士和澳门那边有所勾连,问题就麻烦了。
乾隆十二年,多明我会修士白多禄因为从澳门乔装私自进入福建传教,被乾隆下令斩首于福州西门外。到了乾隆十三年,另外四名先后被捕的西班牙修士施方济、华雅敬、德方济,及费若望,也被处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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