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考虑到他们自幼生活的环境,赵新判断很可能是在凡尔赛宫和杜伊勒里宫的时候,某位贵妇染了这种病,然后就传染给孩子了。
经过和伊丽莎白夫人多次解释,对方勉强同意用北海镇的药物进行治疗。于是自此之后的两周时间里,小王子的屁股上每天都得挨一针,搞得他自此落下心理阴影,看见穿白大褂的心里就发毛。
回程的途中,赵新将心思主要放在了年底举行的会上,或者说是对未来政体的思索上。
“共和中国”这个名头是糊弄法国人的,北海镇自然不可能一上来就全面铺开搞共和制,否则很容易引发从上到下的大混乱。
在另一时空清代的共和制思想,是从鸦片战争后才开始的。随着满清被逼打开国门,对外“割臀以肥脑,自啖自肉”的状况一步步加剧,故步自封的士绅阶级这才开眼看世界。而上述情况跟今天的乾隆晚期是完全不同的,换言之,北海镇要搞议会政治纯属胡来。
北海镇和满清的斗争,说白了还是对天下的争夺,其性质属于“肉烂在锅里”,对士大夫阶层而言,谈不上什么奇耻大辱。
在他看来,采用什么政体,需要有与它的基本原则相符的人民才行,比如家天下就需要分封一堆王爷和贵族,君主立宪的封建政治需要一群贵族和资本家,寡头政治需要崇尚和追逐金钱的剥削者,而民主集中的共和政治则需要目标一致、且追求平等自由的人。
要知道现代国家理论的基础可不是“天子受命于天,诸侯受命于天子,子受命于父,臣受命于君,妻受命于夫”的自然国家,而是基于人的意志的“人为国家”。其实质就是用人权代替皇权,用多民族国家代替华夷之辩。
换言之,封建国家之所以王朝更迭,除了统治逐渐腐朽,经济恶化的问题,还有一个最主要的现象就是“人人为自己,皇帝为大家”。所以明末的时候即使国家财政再困难,士大夫阶层家财万贯也不掏钱帮忙;而到了满清要在传统文化上动手的时候,民族主义感召下的士大夫们反倒是站出来了,舍家抛业的投入抗清大业。
等到了异族的皇帝或者这个群体都融入进传统文化,乃至成为“治道合一”的代言人,通过文字狱垄断了话语权后,士大夫阶层又恢复到了以往的状态。
要想在十八世纪的中国建立共和,首先面对的就是“人民”的问题。那么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体中的“人民”,与有什么样的政体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中的“人民”一样吗?
答案显然是不同的。
跟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不同,北海镇要想建立共和,需要做的可不光是封建时代的“为民制产、为民请命、为民父母、为民做主”,还要通过教育,启蒙、改善并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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