长期以来,我国一直是一个农业国家。农业税是国家的主要财政收入,农民占全部人口的约大多数。基于此,历代封建王朝无不重视农业,以农为本,重农抑商。
但封建王朝的统治根基是地主阶级。为了维护封建统治,维持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,历代帝王极力剥削农民。各级官僚表面上信奉“民贵君轻”的儒家学说,实际上却和地主阶级形成天然的同盟,并不真正关心农民的福祉。
到了十九世纪中期,随着玉米、土豆、花生的粮食作物的引入,国家人口激增。晚明时期,全国人口有近一亿人。到了乾隆年间,人口突破三亿。咸丰元年,即1851年,全国人口已达三亿四千万人。
尽管引入了高产量的粮食作物,但清王朝并未及时改进农业技术,结果反而使农民更加穷困。人口增多,便要开垦更多的荒地。几番刀耕火种之后,土地营养耗尽,土壤板结沙化,上游水土流失,下游洪水泛滥。
一旦遇到天灾,农民束手无策,官府又赈灾不力,于是乎大量农民沦为流民。对于这些流民来说,如果想活命,要么加入会党,要么落草为寇。
康乾虽称盛世,但徒有其表,人口虽多,民间却非常贫困。到乾隆晚年,国家已现衰亡之象。
论农民起义,举其大者有雍正年间苗民起义、嘉庆年间川楚白莲教起义、道光年间台湾张丙起义、湖南瑶民起义、天理教攻入紫禁城等。
到了咸丰一朝,捻子、太平军、小刀会、回民更是频频起事,令咸丰寝食难安。
在众多农民起义中,以太平天国运动规模最大,纲领最尖锐,威胁最大。究其原因,仍是农民生活困苦,不堪官府、地主剥削,希望通过拜上帝教实现“耕者有其田”。
历史告诉我们,太平军鼓吹“有田同耕,有饭同食,有衣同穿,有钱同使”,以此吸引农民。但实际上,太平军并未将土地分给农民,反而实行“圣库”制度,将一切财物归公,实质上将所有财物收归以天王为首的少数勋贵。
火军初到铜陵,如果说成立复兴会是“修内功”的话,那么推行分田到户、争取农民支持,则是“练外功”。内外兼修,缺一不可。
1842年,不列颠国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,强迫清廷开放魔都等五个城市作为通商口岸。
坐落在长江下游,且与魔都相距不远的铜陵,却和大多数县城一样闭塞,以小农经济为主。
铜陵三面环山,剩下一面为长江所隔,地理形势逼仄,人口也不繁盛。就军事价值而言,这里简直就是个“死地”。
既来之,则安之。要想解开经营铜陵这步“死棋”,首先便是推行“耕者有田”,争取农民支持。
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调查,陈城等人仔细推敲,以最快速度推出了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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